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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辽宁人口专家:放开生育就应该全面放开

作者:佚名 来源: 日期:2022-1-21 3:52:15 人气:

  去年,全国代表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曾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。国家卫健委近日表示,东北地区可以立足实际进行探索,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。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,东北人口问题有复杂成因,与当地城镇化早、经济发展、体制等有关。

  根据国家卫健委历年发布的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,2019年,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,比2018年的1523万人,减少了58万人。

  在去年的全国上,辽宁团有多位代表就人口问题提出。陈向群代表,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。

  其称,“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”对该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。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,组织专家进行研究,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对当地经济增长、社会和谐稳定、资源战略、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;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;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;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。在此基础上,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。

  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在接受采访时称,自2015年10月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来,人口生育率略有回升,但人口总量持续走低。2020年,卫健委曾在答复该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12030062号时提到,自2016年“全面两孩”政策实施以来,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达到35%以上,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政策对该省出生人口数量的影响有限,未来一段时期,生育率仍将处于较低水平。

  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数据,2018年,常住总人口4359.3万人,人口出生率为6.39‰,死亡率7.39‰,人口自然增长率为-1‰,远远低于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3.81‰的水平;出生率为6.39‰,低于全国10.94‰,排在全国第25位。

  国家卫健委在答复中表示,针对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相关问题,该委曾委托相关机构多次在当地开展调研。

  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,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、产业结构、社会政策等综合性、系统性问题。比如,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,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,只能流向经济更好、工资更高的地区。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(如省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),但生育意愿不高。究其原因,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,特别是经济负担、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,群众反映尤为突出,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。

  卫健委在2019年答复省代表时提到,该省15–49岁的育龄妇女的基数小且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,加之生活压力大、托育难、育儿成本高,不愿生、不想生、不敢生的育龄妇女越来越多。面对“4-2-2”日益严峻的养老形势,“生得起,养不起”是新生代独生子女育龄妇女不可回避的生育难题,她们既要为工作奔波劳顿,又要承担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压力,成为了该省生育率一走低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  陆杰华: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不是两三年间才有的事情。我们在关注东北经济振兴问题中发现,以后,当地生育率就相对较低,与此同时,当地“留不住人”,年轻人外流率高,其中包括高素质人才,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。

  陆杰华:跟很多因素有关。从经济上分析,为什么人口会外流,很多流向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?跟当地经济发展、制度,有一定的关系。

  从历史角度看,东北是老工业,发展初期,东北的城镇化比例是比较高的,而城市内多是独生子女;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无论在城市和农村,都执行得很严格,从那时候开始,当地的人口就在减少。东北从辽宁最早进入负增长,然后是、。其中辽宁比较早就做了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,更早关注到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影响。

  新京报:代表放开生育政策,但也有很多人评论说,现在不是让不让生的问题,是养不起的问题,你怎么看?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能起到哪些作用,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吗?

  陆杰华:放开生育政策,不简单是增加人口规模,还能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劳动力,让人口结构比较良好,减缓老龄化进程。

  现在还很难评判放开后能起到多大作用,但放开至少是一个信号,至少在优化生育政策、增加生育政策包容性上,做出更好的实践探索,这种探索常重要的。如果生育政策更加宽松,至少一部分愿意生的人能够实现自主生育。

  至于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,要实践之后才能看到。如果达不到预期,就需要更加积极的政策,让老百姓生得起、养得起,比如建立家庭友好政策的支持体系,降低教育成本;还是不行,就要做口老龄化的准备,从其他途径予以应对。

  陆杰华:我认为东北的人口问题不是个别现象,可能代表了未来的一个趋势,甚至可能不可避免。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,人们的生育观念在变化,有的已经不把生育当作必选项。加上既往计划生育政策影响,导致家庭规模本就在缩小,人口虽然缓慢增长,属于惯性增长,短期内仍有很大体量,但人口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  过去计划生育执行好的地区,如果没有流入的劳动力,人口负增长、人口老龄化会更早到来。现在看到的是东三省,下一步可能是四川、重庆等西部地区,他们也有大量的人口外流。东部地区稍好一些,像苏南、无锡、苏州等地,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也执行得很严,但他们能吸引外来劳动力,稀释了当地人口增长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,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。

  陆杰华:从世界范围来看,美国、依靠外来移民,缓解本国的生育率下降的问题;欧洲大多国家鼓励生育不太见效,尤其在南欧地区;北欧的一些国家还不错,比如、丹麦;俄罗斯出台了比较积极的鼓励生育政策,其中包括资金补贴,这两年生育率有所回升,但欧洲多数国家研究发现,现金补贴的作用不是特别明显,不如托幼服务等的支持。

  国家卫健委在回复中称,曾委托大学、辽宁大学等机构开展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相关问题研究。2月19日下午,记者联系到辽宁大学承担该课题的宋丽敏研究员。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

  宋丽敏:前几年,我们与发改委合作编制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,当时就提出鼓励生育,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主张鼓励生育的省份。不过,从人口政策的角度看,目前还是一个从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观念转换期,观念转换之后,才可能是政策的转换、具体措施的转换,现在还处在过渡阶段。

  宋丽敏:我感觉,如果放开,就一定要全面放开,不应该在数量上做文章了。之前,全面二孩放开后,都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反弹,放开三孩四孩,就会多生吗?

  人口学上有一个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,是说:生育孩子数量越多,边际收益越下降,边际成本越上升,导致生育意愿随着孩子数量不断降低。

  宋丽敏:影响会有,但估计很小。因为全面之前陆续对双独、单独及所有家庭放开生育二孩,并没有造成生育“井喷”,反而是近年来全国的生育水平持续走低。按照“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”,其实前几胎的愿望是最强烈的,后续胎次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,继续放开生育,其政策效果必然会进一步弱化。

  新京报:您提到,目前是生育观念转换期、政策转换期,并且认为放开生育也不会对生育率走低产生多大影响,那么,如果要鼓励生育,应该采取哪些措施?

  宋丽敏:我们讲,要构造生育友好型社会。生育有利于社会的均衡发展,生孩子其实是在为社会做贡献。不过,人的观念转变,需要一定时间,更需要制度支持。如果采取一些措施,让大家知道多生育的好处,会产生一定效果。

  具体措施方面,税收减免是当务之急,目前个税对有孩子家庭每个只减1000元,这是远远不够的。、法国等国实行家庭税收制度,把孩子当一个人或半个人计算,会使纳税基数更低,能大大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。对税收应该系统梳理,像住房契税、营业税、母婴产品税等都值得探讨。

  我们适当延长产假,同时建立一种性别平等的育儿假期。目前我国是母亲育儿多,父亲参与很少。2015年,我们做家庭生育状况调查时发现,父亲对婴幼儿的陪伴少到令人惊讶。因此我们认为,要贯彻性别平等的育儿观念,实现协同养育。欧洲一些国家实行育儿假期配额制,要求父亲必须休够90天,如果休不够,母亲的假期也要取消。这是一种非常友好的制度设计,会减轻女性养育子女的劳累和痛苦。

  另外,在社会支持方面,除了迫切需要解决的0-3岁婴儿照护,我们提供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照护。0-3岁、幼儿园学龄前、青少年等各个阶段,都应该有,建立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照护体系。这需要借助社会机构、社会工作者和市场力量共同实现。一心一意爱上你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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